下营村在抚仙湖那个葫芦腰的腰眼附近，位置资产优越无比，理所当然成为项目第一期的所在地。
14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逾期181.70亿元，其中2个省会城市本级逾期债务率超过10%，最高的为16.36%。在端午节放假期间，中国审计署低调公布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
中国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就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缺乏透明度，这与现行财政会计制度有关，因为不是全口径的债务管理，无论是从举债规模到资金使用等等都不透明，也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版本诸多。2011年以来，各地累计偿还和化解存量债务占2010年底债务余额的39.09%。而刘尚希就认为，中国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调控思路更需要改变，不能只单一地强调和关注地方政府债务率和偿债率是否上升等，更应该将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举债能力综合考虑，同时兼顾举债的资金使用成本，建议加快出台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指导意见等。中国审计署早在2011年时披露,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2010年底达到10.7万亿元人民币，而从偿债年度看，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有17.17%、11.37%和9.28%到期。从国家层面看地方政府债务不会出现大问题，因很多债务都是以前累计形成的，新增加的规模不是很大，风险总体可控，但局部地区出现问题则不可避免。
融资平台公司退出管理不到位，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偿债能力不强等问题。而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此前透露，地方政府负债估计超过20万亿元。我认为，这两个制度是阻止中国达到分享型增长的主要制度障碍。
第四，还有农民工的第二代的问题，现在大概有5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例如，沿海城市和省会城市每一个都已经至少吸引了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农民工，这是劳动力市场发出的需要大量劳动的明确信号。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之下，每个城市都大量涌现以外来打工人口为主要居民的城中村和工棚。随着人口逐渐增加，边际收益曲线会逐渐下降，而边际成本曲线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上升，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图1中最右边的交点）决定了城市的自然的人口边界。
凸显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向了自我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它只是利用这些劳动力的黄金年龄，但没有把他们消化，没有吸收他们定居下来。农民没有这样的自由和权利。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由于进城务工人员不能出售自己家乡的土地，所以他们死活不上交自己的土地。稳定一定要以保证社会公平和效率为前提。我们知道，所有资源能够有效配置，需要充分竞争性的市场，形成均衡价格。只有在私有制下，而且在竞争和存在倒闭风险的压力下，价格才会抵达平均成本的最低点。
农民个体或集体，即使在农村中也没有买卖土地的权利，更没有在农村之外保留自己的土地资产的自由和权利。二、社会转型严重滞后于经济转型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市场经济要求所有要素能自由流动，要素之间能自由组合。我认为，中国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跟东亚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区别。中国的东亚邻居都很顺利完成了这个转型。
由上可以看出，虽然退出权和进入权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是所有公民都有的基本权利，但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下农民实际上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如果政府继续剥夺他们最主要的资源（土地），这种安排是非常有问题的。
既然没有足够的信息，城市化又完全由政府垄断，这和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区别呢？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显然，这两个制度必须尽快改革，才能加快中国的社会转型。
如果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就有净集聚效应，那么这个企业或个人就会移入这个城市。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中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主要搞城镇化。各地政府不但无视当地劳动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信号，而且对农民工的住房需求信号也是熟视无睹。中国很多地方的所谓城市化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城市已有的人口再次城市化，获得了更大、更新的房子，更多的绿地、道路、公共设施等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不能够自由地进口石油，今天的中国石油价格会涨到什么地步。这两个制度是为中央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土地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强制性和垄断性控制而设计的。
由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中国收入分配差如此之大，说明了中国没有做到分享型的增长。他的理由是，在公有制下，厂长只是国家的代理人，并不占有利润，国家仅仅委托自己管理一个企业，拿的是工资，所以没有足够的动力使企业的成本最小化。
所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经济结构的转型是指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会日益下降。
我想重点讨论一下土地制度。农民作为阶级兄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杰出贡献，在前三十年通过所谓剪刀差，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巨大的积累。
四、离开市场引导的城市化一定违反内生增长的要求由于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竞争性的土地市场，所以在中国不存在有自由竞争形成的土地均衡价格。我们是继续搞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继续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由几个人拍脑袋的城市化，还是恢复到以市场导向的，有亿万民众和企业能够积极参与的内生型的城市化？城镇化是不是内生型，即靠民众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靠他们在要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的引导，基于对利益增量的追逐而驱动，还是几个政府官员垄断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由于离谱的房价，即使我们现在废除户口制度，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也无法进城定居，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国际上一般水准是3到6倍，中国的这一比率现在达到几十倍。
但是，我们可以搞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就是公有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不需要私有制，所有的资产都掌握在国家手里面，但是国家可以搞一个市场，让所有的国有企业在这个市场中竞争，一样会产生能导致有效配置的均衡价格。而且具体的效果，又是非常的不好，因为一边大规模地剥夺农民，不让农民分享城市的繁荣，一边又希望城乡收入差能够逐渐收敛，怎么可能呢？■来源: 东方早报 进入 文贯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内生型 城市化 。
因为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之下，政府是城市土地惟一的合法收购者，没有任何人可以买卖土地，只有政府可以。但中国的农村人口却仍维持在50%左右。
他们在农村的环境里面长大，受到的教育自然比较差，很多甚至早早地就辍学了。在市场经济之下，最能干的农民留在农村，逐渐兼并不那么能干的农民，实际上把农村最贫困的人口、土地被兼并的无地农民首先挤出农村。
但是，没有当地政府的批准，这些总数1.5亿到2亿的农民工并没有权利和自由在这些城市定居下来。同时也大体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人工造城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把农村人口排斥出去的，是不让他们参与和融入的。
现行土地制度有上述的种种问题，却又顽固存在，也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农村地区遭遇严重的危机。在增长过程中，各个阶层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分享增长的成果。
那么尽管他们父母已经在城里打工五六年、十几年了，但是，由于收入和居住的环境，小孩必须留在农村老家。一个企业或个人是否将自己的土地或者劳动投入到这个城市中去，追求的就是边际收益是否比边际成本高（图1）。
由此看，当年的这场关于公有制下是否存在能够使经济运转有效的信息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农村的土地和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靠的不是持有农地所有权对市场价格的自发而自愿的反应，只能靠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行政手段加以配置。
